质言之，将隐私权定位于个人私权本位的民法视角已捉襟见肘。
[39] 在我国，作为一种讨论式的审议，立法主体应有的审议能力并未被充分重视和强调，代表在审议中鲜有交锋与论辩，实质性作用的发挥明显不足。起草者应当具备专业水准，他们必须通晓立法的理论和方法，懂得用准确的立法语言去表达法案的实质内容。
法案的起草过程是起草者塑造法案形式与实质内容的过程。[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97页。立法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物，是一种活动过程。[18]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57]立法者应当具有实践智慧，必须具有将德性知识应用于法律创制的能力。
在从法案到法的阶段，立法论证重在论证立法的合法性、科学性及合理性等，主要是透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法案讨论与审议等形式实现。倘若人大立法的主导能力弱，其整体上的立法能力必受根本性的影响。【例2】二审判决也支持了一审的观点，认为校规第13条对考试作弊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符合社会公知的学术评价标准，亦是高等学校行使教育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4条的规定，由此，将依据高校自主权制定的违反考试作弊的校规内容成为学位授予的要件事项，纳入了行政权的内容之中。
高校之所以能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被告，是因为其适用了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旧法）第25条第4款前句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的规定。从判决书的字面文意来看，校规本身与法规范的关系中，法规范居于优越地位。[18] 《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是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规范性文件。针对这种与高校体制改革相向而行的现象，如何在现行实定法的制度中寻求新的法解释的解决方案，无疑是一种应该探索的进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15]但是在判断校规的属性方面，则与【例1】出现了一定的微妙差异。
因此，第一个可探讨的方向是，为了避免高校被诉行为成为实体性的行政行为，能否借用行政诉讼法以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适用于与行政行为类同的行为?从《行政诉讼法》颁布至【例1】公布，相关行政法学教科书也未将高校作为行政诉讼的当然适用对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作出（2011）行提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本文对此不进行讨论, 暂且将其定位于行政法规。而【例2】的校规不违反法规范则是从行政职权的内部而言，是指该校规的相应规定内容构成了行政职权行使要件本身。
在学位授予方面，【例3】明显地表现出了自【例1】以来对校规与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定位，其将【例1】中对行政职权边界的审查，即严格区分属于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与国家行政权介入的事项的边界，转为将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纳入到行政权的范围之内。当然，在近来的判例中也零星地看到采用实质主义判断方法的判决。这里，该判决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设置为学士学位要件定位为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的事项，就与【例3】具有了一致性，即高校在这方面的自主性，是行政权裁量之内设置行为要件的自由。该案例汇编的第一卷书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
[13]例如，下表中【例1】田永案判决与【例7】指导性案例第38号的田永案就因裁剪的时间不同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为了讨论方便，在学理上将一个组织能够自主设置，规范组织自身的内部秩序的规范称为自治性规范，那么在本文中，契合《高等教育法》的用语，可将这种校规简称为自主性校规。
对于这样的表述，其结论也同样能够理解为，设置的要件属于颁发学士学位证的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是其内容可以以裁量的方式予以确定。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法规范授权的高校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设定的基于高校章程建立的内部法律关系，而是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样，是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于高校内部法律关系的外部属性的法律关系。
其二，被授权裁量中的自主权。在【例8】中，针对校规是否有权设置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为学士学位要件的问题，该指导性案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8] 其二，关于如何判断是否行使行政职权方面，判决也是在两个层面上递进地建立起了判断方法。判决明确提出了上位法的概念。2002年底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由此也可以判断出，法规范授权理论已经因判例而成为一种通说。
田永案判决以法规范授权条款为媒介，指出同一个高校中并行存在着内部管理体制中的自主性校规与国家行政权具体化的介入性校规的双重秩序。根据该校规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高校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
[30] 这些教科书如, 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第72-81页;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 第171-174页;张树义主编： 《行政法学新论》, 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 第86-87页;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80-81页;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76-77页等等。自主性校规不得侵入法规范管辖的领域。
最高法院从解释规章第54条第5项所列举事项入手，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确定。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第273页。
四、判例的结果特征 （一）允许行政权的无边界扩张 1.判例中行政权的扩张方式 作为法人的高校，其原本自主管理的内部秩序正通过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方式，逐步从法人内部分离出去，转变为行政权直接的构成部分，并由此将校规也纳入了行政权的体系之内。2.模糊的论证基础 在行政权与校规的关系方面，【例7】表述的理由也是极为简短：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有权制定校纪、校规，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但是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中，高校方面正是认为课程考试也属于这两个校规规定的剽窃、抄袭事项，因而作出开除学籍处分。[27] 2.司法政策方向：与高校体制改革方向的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改革方向是逐步将高校从国家体系中分离，使之成为社会主体的过程。
这样的内容差异导致在判断行政权与高校自主权关系紧密相关的自主性校规与介入性校规之间的关系方面，乃至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究竟是二元校规体系论还是一元校规体系论的关系方面，呈现不清晰的状态。此后的【例5】何小强案判决，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其是【例3】一元规范结构论延长线上的一个事例，或者说其再次强调了这种判断模式。
1.确定的法规范授权结论 着眼于结论来看，就被诉的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关系方面而言，两个指导案件都是一如既往地将高校颁发学位证和学业证的行为纳入到行政权的范围之内。（三）两类规范结构论共存的基础 自【例1】以来，通过《行政诉讼法》中法规范授权条款的适用，行政权介入了作为法人的高校之中;围绕该行政权的具体行使内容，以及作为法人高校的自主权行使内容，判例建立起来了两种校规类型，即介入性校规和自主性校规;在两类校规类型的关系方面，这些判例中则同时存在着两种司法判断逻辑框架。
[4] 《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 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至此，我国的各级各类高校都已被确认为法人。
如按照上述内容中的推断，判决将原本属于自主性校规中的作弊处理条款内容，转化成为介入性校规的内容，而后者因属于规定了学士学位授予行政职权要件的内容，因此需要以规范该行政职权的法规范为根据。此后，围绕高校法人制度的建设事项，我国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判例的基本状况 自田永案为开端，至今已经产生了大量以高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文在下列条件的限定中，将相关判决纳入考察视野： 其一，发布者因素的考虑，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断意志的案例。[29]这里仅就可能的解释方向，作为本文的结语，具体内容还待今后的探索。
其三，司法判断的一元校规体系论。与此对应，将行政职权进行具体化而形成的校规，属于行政职权介入高校这种社会主体管理的具体化方式，其自然就有别于自主性校规。
颁发毕业证书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成绩是否合格是判断是否颁发毕业证书这一行政行为的要件之一，因此，成绩是否合格也纳入在此办学自主权之中。法院的判断思路如同【例3】武华玉案判决一样，是将此处的办学自主权设定在行政权的要件判断范围之内，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
但是微妙之处在于，校规设定的作弊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的事项，并不被判决排除为构成了不授予学士学位的（消极）要件，而这与【例1】一样，设定学士学位授予要件的法规范中并没有这项规定。田永案判决把教育自主权的校规排除在行政职权依据的范围之外。